【IT时代网、IT时代周刊编者按】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在预测有一天机器会取代人做一切工作。现在，这个时刻似乎即将来临：机器人在厂房工作，在快餐店柜台接待顾客;无人驾驶汽车穿行于街道;亚马逊用无人机送货。科幻作家和未来主义者感到兴奋：这意味着人类将告别苦活累活，一切商品都会变得更便宜，巨大的财富将被创造出来。也许这一天终于要来了，可这是件好事吗?

1、美国扬斯敦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工作的消亡尚且是个新潮的概念。但对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居民来说，工作的消失已然是历史上过去的某一刻——他们甚至可以准确地说出，这一刻就发生在1977年9月19日。

扬斯敦钢铁制造业的繁荣几乎持续了整个20世纪，城市中产的收入和住房拥有率稳居全国首列。这里也成了美国梦的一个经典模板。但由于二战后劳动力市场转向海外，扬斯敦遭受重创。在1977年9月那个灰暗的下午，扬斯敦钢铁公司宣布关闭坎贝尔工厂。之后的五年里，整个城市流失了5万个工作岗位，“节省”下13亿美元的工资开支。人们专门创造了“区域性萧条”一词来描述那个时期遗留的阴霾。

扬斯敦不仅因经济动荡而被迫转型，还经历了心理和文化层面的崩溃。抑郁症、家庭暴力、自杀变成当地人的家常便饭。那十年里，当地精神卫生中心的工作量增加到以往的三倍。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工业增速缓慢。光是监狱就建造了四所，而市区鲜有新建筑诞生——倒是有一个展现钢铁业旧日辉煌的博物馆。

今年冬天，为了考察大量人力工作被科技永久取代后的可能情景，我去了俄亥俄。我并非想去探寻我们的自动化未来，我去那里是因为扬斯敦俨然已成了国家劳动力需求锐减的隐喻，20世纪的中产阶级已经沦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博物馆陈列品——绝种的工人

“扬斯敦的故事是一个美国故事，因为它展现了如果某地的人们不再有工作，那么当地的文化联结也会随之分崩离析的景象，”约翰·拉索，扬斯敦州立大学研究劳动力问题的教授补充道，“而且文化崩溃比经济崩溃更要命。”

过去几年里，就算是美国也一直在经济大衰退造成的失业泥沼中挣扎，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已经发出警告：经济发展即将到达一个极点。随着深入挖掘劳动力市场数据，他们发现在周期复苏的表象之下潜伏着无数隐患。而当他们从电子表格中抬起头时，自动化随处可见：机器人活跃在各种操作室里和快餐店的柜台后。他们想象当无人驾驶汽车在逶迤的道路上驰骋，当亚马逊的无人机点缀着天空，千千万万的司机、货仓和零售商，将会被“解放”。机器能做的事情正以惊人的规模发生指数性扩张，但人类却只能保持原状。他们不禁忧疑：现在有哪种的职业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呢?

未来主义者和科幻作家们，向来以醉人的激情，企盼着机器车间能够解放人类的生产力，幻想着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去做那些苦差事，从而空出更多休闲娱乐的自由时间。当然，确凿无疑的是，如果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继续成倍增长，而芯片的价格持续走低，这就意味着大量生活必需品乃至奢侈品将会变得更便宜。至少对国民经济水平而言，这可是一大笔财富。

不过如果先不考虑如何分配这些财富，大量消失的工作岗位会引发怎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形态变化呢?如果约翰·拉索是对的，那么保护人力“工作”比保护任何特殊的工种都要重要。勤勉，是自美国建邦以来便一直流传的民间普世价值，而工作，更是在社会中占据着神圣卓绝的地位，是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交的核心思想。如果以后工作真的消亡了，会发生什么呢?

美国的劳动力在长久的科技变革进程中不断被改造。农业科技孵化了种植业，工业革命又把人们带入工厂，随后的经济全球化和机械自动化又把人们从工厂拉回家中，促成了服务业的兴起。不过在重组的过程中，工作岗位的数目始终在增长。然而，现在令人们忧虑的是眼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个科技使人失业的新纪元，计算机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的发明正逐步将人类从劳动力市场永远地驱逐出去。

这并非杞人忧天，机器代替人力去辛勤工作的愿景一直伴随着我们，然而对于人类自己的主体地位也被机器剥夺的恐惧也从未消失。在经济大衰退的中期，经济学家约翰·梅那德·凯恩斯曾预测道，到2030年，科技的进步将把人们每周的工时缩短到15个小时，届时人们会有充分的时间来休闲娱乐。与此同时，胡佛总统收到一封警告信，说科技是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会倾覆人力制造业，并“毁灭我们的文明”。1962年，肯尼迪总统说：“如果人类的聪明才智能发明出机器来免除人类的劳动，那人们也有足够的智慧让自己重返工作岗位。”但仅两年后，一个由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组成的委员会就给约翰逊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说自动化革命会造成“一个由穷人、缺乏劳动技能的人、失业者组成的四分五裂的国度”，他们或者找不到工作，或者生活落魄，难以为继。

亚当·列维的观点

早些年，劳动力市场的反弹回击了那些悲观人士，但从近期的劳动力岗位数据看来，人们担忧的事情还是重演了。尽管2014年已是本世纪就业增长率最高的一年，目前的失业率仍高居5%。这些年，科技取代人力的预言几乎是《狼来了》最后一章的内容——当然，这次不是狼，而是机器人。

“工作终结论”常被驳斥为是反对技术革新的“卢德分子谬论”，影射19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前夜砸碎了纺织机器的那帮野蛮人，他们害怕机器会夺走织工的饭碗。不过那些清醒的经济学家开始担心，卢德分子们其实并没有错，只是他们的操心过早罢了。上世纪70年代，前财政大臣劳伦斯·萨默斯还在MIT读本科时，经济学家们“都在嘲讽那些担心机械自动化会造成工作岗位消失的庸众”，他在2013年的国家经济研究所暑期学院的讲话上说道：“就几年前，我纯粹又简单地认为卢德分子错了，相信科技进步是对的。但现在，我不那么确信了。”

2、“机器人来了”的理由

“工作的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并不是说人类已迫近集体失业，也不是说美国十年内或将面临整体失业率增至30%或者50%的窘境;而是说，科技将对工人们施加一种持续而缓慢的压力，从而一再提升从事一项工作的门槛，不仅薪酬会降低，全职适龄人员的占比也会减少，最终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那种"工作至上"的观念将被迫退出社会主流。

“狼来了”呼喊了三百年之后，目前大致有三个理由能使我们相信“野兽”真的迫近了：资本的巨大成功;工人的悲苦处境;信息技术的高度灵活性。

I. 劳工的消亡

在科技代替人力的过程中，人们最先看见人力驱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弱化。事实上，这一苗头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美国经济输出的工资支付比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走跌，直到90年代才有所回升，但2000年后随着经济大衰退又是一路狂跌，目前稳居20世纪中叶来的最低点。

若干理论试图解释这一现象，包括全球化进程，和与其相伴的工人议价能力的弱化。不过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卢卡斯·卡拉巴伯尼斯和布伦特·尼曼估计，衰退大部分要归结于计算机软件对人力的取代。1964年，全国最具价值的公司AT&T的价值换算成今天的市值有2670亿美元，有758611位员工;如今的电信巨头谷歌价值3700亿美元，却只有55000名员工——不到AT&T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II. 无业人群和不得志的年轻人人群的扩张

适龄美国人(25～54岁)的在职数量从2000年来持续走低。就男性而言，减退出现得更早：既没有工作也不打算找工作的男性数目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翻了一倍。目前每6个适龄人员中就有1个被排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这就是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所说的用于理解美国劳动力市场衰败扩大的“关键数据”。传统观念认为，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这个年龄阶段的男人应该把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他们正处于各方面能力的顶峰，并且没有女性例如生孩子之类的顾虑。但事实是，能正常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了。

经济学家不能确知为什么人们不再工作了，但一种解释是，技术变革淘汰掉了许多人原本适合的工作。2000年起，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消失了30%，大约有5百万个。

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也过得相当艰难，许多人要通过长年的不断调整才能适应职场生活。在经济复苏的六年中，“大材小用”的大学毕业生(其从事的工作与其学历不相称)的占比大于2007年。并且，那些“非大学生工种”从高薪职位，比如电工，转向了更低收入的岗位，例如服务员。更多的人追求更高的学历，然而自2000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的薪酬也下降了7.7%。高屋建瓴地来看，劳动力市场越来越需要低薪的劳动力。我们应该警惕，不要对经济大衰退导致的扭曲效力进行过度阐释。但这些趋势其实在大衰退之前就已有预兆，无论怎样，未来的工作状况都不容乐观。

III.机敏的计算机软件

对科技完全取代人力的一个反对意见是，有些小机器，比如自动贩卖机，并不能取代相对应的人力比如说杂货铺收银员。然而雇主们正逐年开始用新机器来取代工人们。机器人革命起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工厂，而制造业人力雇佣到80年代却还在增长，直到遭遇后来的经济衰退才开始萎陷。同样的，“80年代出现了个人电脑”，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亨利·邵说，“但直到90年代电脑才开始充当行政办公的必需品。你现在知道有自动收音机了，以后还会有无人驾驶车、无人机和仓库机器人。但它们进入寻常生活还需要一段时日，届时缓解它们冲击的还会是人力。”是的，真正取而代之的状况，可能要等到下一次经济萧条期才会真正出现。

有人说人性是一道机器不可逾越的沟渠。他们觉得人类宽厚的同情心、深刻的理解力以及创造力都是难以效仿的。有关这一点，埃里克·布伦乔尔森和安德鲁·迈克菲在他们的著作《第二个机器时代》中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计算机太过灵巧，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预测它十年内的发展。就像有谁在2005年的时候就能够料想到，两年之后才发布的iphone会威胁到酒店工作，因为私人住宅的主人可以利用智能手机上的Airbnb应用把它们的房子租给陌生人?或者是最受欢迎的搜索引擎背后的那个公司竟然会去设计无人驾驶汽车，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就有可能威胁到司机这在美国最普遍的职业?

2013年，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预测，机器在未来20年内或将投入使用到全美半数的工作之中。这是个大胆的预测，但就目前的一些案例来讲，也不算太离谱。例如，那些顶着心理学家的名号的工作，似乎被计算机代替，但有些研究人员指出，许多人更愿意在诊疗中向一台机器吐露真心，因为机器不会进行道德评价。时刻待命的谷歌和WebMD便是心理医生的绝佳替补。这虽无法说明心理学家会就此走上纺织工人的老路，但依然警示着计算机能够如此轻易地入侵一个看起来是“人类专属工作”的领域。

300年来，尽管科技创新一路高歌猛进，人们目前尚未被机器大规模地取代或反过来受雇于机器，但为了表明这种可能的变化会如何发生，一些经济学家以曾是全美第二大物种——马的变迁历程来说明这种趋势。

几个世纪来，人们创造出各种技术让马变得更高效、更有价值，例如在农耕中犁地，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大家于是设想，随着这种配件科技的发展，马对于农业和军事一定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毕竟农业和军事这从来都是人类最主要的两种活动。但事与愿违，接踵而来的发明却是拖拉机、汽车和坦克——马却是被淘汰了。随着拖拉机在美国农场上开向20世纪，马和驴子逐渐销声匿迹，上世纪30年代减少了一半，到了50年代只剩下一成。

人类当然不止能驭马驾车，然而办公室的工作并不能让人们完全发挥自己的才智。大多数工作仍然是乏味的、易于掌握的重复性劳动。美国最常见的工种是零售店伙计、收银员、餐饮店服务员和办公室职员，从事这四项工作的人高达1540万，接近全体劳动力数目的一成，比得克萨斯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总人口加起来都要多。而牛津大学的研究表明，这些工作恰恰是最易受到机械自动化影响的。

流水线上的中国女工

科技发展也催生了一些新职业，但这种孕育在毁灭中的新生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如今10个工人里9个人从事的工作和百年前的无异;只有5%的工作是在1993年～2013年出现的高新工种，例如计算机科学、编程、电信业。越新颖的工业，趋向于越高的劳动效益：结果是这些领域其实并不怎么需要多少人力劳动。正因如此，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负指数增长的工作复杂度与指数增长的计算能力并举，“早晚会导致我们的人口数目会远超工作岗位的需求。”。

这一刻迫近了吗?并不。暗示这一天终将到来的信号渺远而朦胧。常见职业的重组和紧缩总伴随着经济衰退，所以我们得在几次大起大落后才能看清大势。然而潜在的趋势似乎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悲惨的结局也昭然若揭，这促使我们认真思考一个没有了常见职业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从而将现状往更好的情形推进来避免面临最糟糕的结局。

现在已经出现的一些“后工作”未来的蛛丝马迹，再现了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的作品。工作消泯后人们有三种去向：一些人专心致志地享乐;一些人会试着建立起新型的生产力社区;还有一些人则会和机器争夺工作的席位，从事一些琐屑的事务。这是一个充斥着消费、公共创新和随遇而安的未来。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将会面目一新。

3、消费：休闲的悖论

新书《四种未来》讲述了机械自动化如何改造美国，它的作者彼得·弗雷泽认为，工作有三层含义：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方式、人们的收入来源以及人们实现生活目的的活动。“这三种意义终将彼此分离，”弗雷泽告诉我，“可以说我们如今开着灯都要花钱。而在物质财富丰足的未来，你再也不必如此。我们得想想办法，既然不用工作了怎么才能活得更舒坦。”

弗雷泽是一个小圈子的成员。这个圈子里面有学者、作家、经济学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后工作者”，他们不仅欢迎甚至期待着工作终结的到来。即使大多数工作根本让人提不起精神，美国社会“对于工作及其宗旨有一种非理性的信仰”，爱荷华大学的历史学家本杰明·亨尼克特如是说。他也是一位后工作者。2014年的一项有关工作满意度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七成美国人感觉工作是不得已而为之。亨尼克特告诉我，如果把收银员的工作看成一种视频游戏，抓取货物、扫描条码、然后扔上滑道——视频游戏的作者们可能认为这很弱智，但如果看作一项勤恳的工作，政客们就会来歌颂它内在的品德。他说：“目的、意义、身份认同、个人实现、创新性、自动化……所有这些积极的词汇都被拿来教育我们，做好本职工作是多么重要。”

人与机器的结合

后工作者们的确戳中了很多关键问题的要害，比如有偿劳动并不总对应着正面的社会作用。抚养孩子和照顾病患都是重要的工作，但这几乎是无偿劳动。亨尼克特说，在后工作社会里，人们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去关照家庭和邻人，并因良好的人际关系而非赖以谋生的职业而持有尊严。

后工作的倡导者们明白，即使在最好的情形下，骄傲和嫉妒也会是永恒的话题，毕竟即使在富足的社会中，声望也永远是稀缺的。不过他们相信，在政府合理的供给下，有偿劳动的终结会带来一个某种意义上的黄金时代。亨尼克特说，大学中会再次出现文化中心而不是就业指导中心。他指出学校“school”这个单词，词源学上是来自于“skhole",在希腊语中就是休闲的意思。"过去我们教人如何自由，"他说，"现在，我们教人如何工作。"

亨尼克特的观点有一个潜在的假定，他认为政府的税收和再分配政策已不再合时宜。但即使悬置这个前提，他的设想依然难以置信。无业游民往往不会拿自己的余暇来社交，或者培养一个业余爱好。相反，他们更愿陷在沙发里看肥皂剧或干脆睡大觉。有关时间分配的调查显示，正当壮年的无业人员的确会花时间干家务或带孩子，但有工作的人却把空闲时间用来玩乐看电视、上网和睡觉。Nielsen调查发现，退休的老人每周要看大约50个小时的电视。这意味着他们花大把的时间坐在沙发上盯着一个荧幕。理论上来讲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社交，研究却发现他们宁愿把自己孤立起来，和饮水机呆在一起。

大多数人都想工作，甚至为无所事事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并非单纯因为缺少收入来源，更是因为失业会摧残人的身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健康教授拉尔夫·卡特勒诺说道：“这也是社会地位的丢失，引发一种焦躁不安和意志消沉的状况，并从生理、心理上表现出来。”有研究甚至显示，遭受失业的痛苦甚于一场失恋或者其他人生变故，并且平常的心理调节手段比如转移注意力、设定每日目标等对此收效甚微。

亚当·列维的观点

美国人虽是富庶世界里的工蜂，但要从劳动力型向休闲型的转型并不容易。1950～2012年间的欧洲工人年工时大幅下降，德国和荷兰下降了40%，而美国只下降了10%。如果在家回复电子邮件也算在工作的话，家境优渥的高学历美国人的确比30年前忙碌多了。

1989年，心理学家米哈利(Mihaly Csikszentmihalyi)和朱迪思(Judith LeFevre)对芝加哥工人做了一次非常著名的调研，他们发现这里的人们工作时往往心猿意马。但是在调查问卷中，同样是这批人，却表示他们在办公室或者厂区时比在其他地方心里要踏实得多。两位心理学家称之为“工作悖论”，即人们在吐槽工作时比在休闲娱乐时更开心。其他研究人员用“充满负罪感的电视迷”来形容那些爱借助声色犬马来放纵自己，却又时常为不能创造价值而苦恼万分的人。虽然当下的娱乐刺激会带来满足感，但回想过去的辛苦创造出的成就时会感到更骄傲。

后工作者认为之所以美国人卖力工作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常识教育他们，不工作的人是羞耻的。但随着工作的消亡，文化的范式也随之演替，届时人们将能心安理得地接纳不工作的生活状态。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一种无法证伪的假说。当我问亨尼克特，哪个现代国家最接近他所描绘的后工作图景时，他也承认，“还没有这么一个地方”。

休闲方式也在变得不那么消极被动，而是更有益。应该说，它们已经在变化了。互联网、社交媒介、游戏相比看电视都更富于目的性，也不那么容易把人孤立起来。刨除对视频游戏的嘲讽，它也是获得成就感的良方。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杰瑞米·巴伦森说，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人们在数字空间中能够获得如同在真实世界一般丰富的体验。“玩家一旦进入游戏，如同挪移进角色的体内，以第一视角体验一切”，不仅仅是白日梦般的幻想，而是以另一种身份生活。这能使你拥有同理心和其他正面社交技能。

不过，依然很难想象全凭休闲娱乐要如何填补工作退位后的空闲。大多数人都需要通过做事情，也就是工作，来获取某种使命感。要想象一个分分钟充满意义的未来，我们需要先想明白千百万人能如何在他们无报酬的工作中发现意义。因此，受美国某知名经济学家的启发，我从扬斯敦一路去到哥伦布。

4、公有创造力：工匠们的回击

最初的美国中产阶级由工匠们组成。在工业化给美国经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许多不在农场干活的人都从事着银匠、铁匠或者木匠的行当。这些工匠们的生计受到二十世纪的机械大规模生产的冲击与碾压。然而，来自哈佛的劳动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却预言，下一轮的自动化大潮将会把我们送回属于手工艺人的古老年代。他尤其期待3D打印机的衍生产品，单凭机器就能把数字化的设计理念变成复杂却真实的物体。

3D打印裙子

“那些一个多世纪前崛起的工厂凭借标准化低成本的方式生产福特T型车，刀叉、马克杯还有眼镜，从而把手工业者们逐出商业世界。”卡茨告诉我。“但如果像3D打印机之类的新科技，能够用同样廉价的方式来定制东西会如何呢?很有可能信息技术和机器人一起消除传统工作从而建立一个可行的新型手工经济系统……一种与自我表现相适应的经济，人们在其中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艺术相关的事物上。”

换句话说，随着技术将生产线上的工具返还给个人，大规模生产的民主化得以成为可能。因此，相对于消费，我们的未来应该是更以创新为主体。

这样的未来已经以“创客空间”这样不断增长的小型工业商店形态，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初显端倪。哥伦布概念车间是国内最大的创客空间。它是一个改装过的洞穴状制鞋厂，里面囤积着工业时代的机器。几百名会员通过支付月费来获得这些机器的使用权，从而进行礼品和珠宝的制造。会员们也可以用它们来焊接、上漆。人们还可以使用等离子切割机和角磨机，或者和一名技师一起操作一台车床。

二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我来到了哥伦布概念车间。门边的一个画架上放着一块黑板，上面有三个箭头，分别指向洗手间、铅锡合金铸造间，还有僵尸。在入口附近，三个指甲发黑、衬衫油腻的男人正轮流修理一台已有六十年工龄的金属车床。在他们身后，一位留宿于此的艺术家正在指导一位老妇人如何将她的照片转移到一块大画布上。与此同时，一对夫妇正把披萨饼放入烧丙烷的石头烤箱里。一些人正戴着保护镜焊接着一家当地餐厅的招牌;而还有一些人正在往一台由计算机控制的激光切割机里敲代码。在一片钻孔声和切割木材声的喧嚣之下，潘多拉摇滚电台的声音正从一台连着WI-FI的留声机大喇叭中嘤嘤嗡嗡地传出。这样的一个车间，就不仅仅是一间存放工具的场馆，而更是一个社交中心。

哥伦布概念车间创始人亚历克斯·班达尔

亚历克斯·班达尔在获得材料学的博士学位之后便开始经营这家铸造厂。他有一套关于美国历史上关于发明的节奏规律的理论。他告诉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已经从硬件经济发展到软件经济，最小单位已经从原子发展到位。人们将花费更多时间在屏幕前工作。然而当计算机接替了原本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时，至少在人们如何度日这一方面，经济的钟摆会重新从位回到原子。班达尔认为，一个数字化的社会，会更喜欢喜欢制造出可触摸的实体带来的那种纯粹而独特的乐趣。班达尔说：“我一直想开创一个新的技术时代，在那时机器人会执行我们的指令。如果你有更好的电池，更智能的机器人，更灵巧的操控手段，那么离机器人替我们包办一切的时代不远了。那么届时我们该做些什么呢?玩游戏?画画?实际上人们又开始互相交谈了吧?”

要喜欢这样的经济模式，你并不需要有对于等离子切割机的过分热爱。试想一下，在这里数百万的人们制造着他们乐意制造的东西——不论是实体产品还是数字产品，不论是在实体建筑或者是在在线社区里进行生产。并且他们的工作能得到反馈和赞赏。互联网和廉价的手工工具已让数百万人过上了在起居室里创造文化的日子。据统计，每一天，人们往脸书上新上传的视频长超过40万小时，而照片超过3.5亿张。工作的消亡能够解放许多潜在的艺术家、作家以及手工艺人，让他们得以投入到自己的时间来创造一些效益，以一个文化产业人的身份生活。这些活动所带来的优点，正是许多组织心理学家所描述的工作满足感：独立、对自我发展机会的掌握，还有目标。

参观完车间之后，我和几位成员坐在一张长桌边上，分享一块刚从公共烤箱出炉的的披萨饼。我问他们，在经济发展逐渐倚靠机器自动化的时代里，他们这样的组织对未来的社会模式可能有怎样的影响。一位名叫凯特摩根的混合媒体艺术家说，她在这里所认识大多数人，都是放弃了自己固有的工作，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车间作为他们新生意的起点。也有人提到，相比较于其他职业，手工业者这份职业，更能满足亲眼见证自己劳动成果诞生的心理需求。

后来，特里·格里纳也加入了谈话。在班达尔邀请他加入车间之前，他是一位在自家车库里制造微型蒸汽机的工程师。他的指甲里沾满烟尘，看上去邋里邋遢，但他却为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感到骄傲。作为一个单身父亲，他说：“从16开始我就一直在工作。我曾经做过餐厅侍应生、医院杂务人员还有电脑编程师等许许多多不同的工作。但如果我们的社会向我们保证说‘我们会负责提供你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并且你可以在这样的概念商店里工作。’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一个乌托邦，是世界上可能发生的最好事情。”

铸造

5、制约条件：你属于自己

距离扬斯敦市中心东边一英里的地方，皇家橡树公司位于被几块空地包围的一栋砖楼里，有着标志性的蓝领潜水者招牌。周三下午大约五点半左右，这里已是人头攒动。沿墙壁铺设的灯管使整个酒吧散发着鲜艳的黄绿灯光。陈年啤酒瓶、奖杯、面具，还有塑胶模特等，散乱地堆积在主厅的角落里，如同经岁累年后阁楼里被忘却的聚会残渣。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中年男子，有的聚在一团，谈论棒球，时不时胡乱地抽两口大麻。有些人则靠在吧台前独酌，静静地坐在那戴着耳塞听歌。我和一些前来的老顾客搭上了话，他们从事音乐、艺术类的工作，或者做些零工。大部分人都没有稳定的正式职务。

汉娜·伍德瑞说：“这是一种特别的有偿工作的结束。她是在那工作的一位酒保，同时也是一名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她正在写一篇关于扬斯敦作为未来工作社会先驱的论文)。她说，在这里许多人为房屋中介、台底交易、或者贸易服务而工作，他们通过岗位工资来满足温饱。像皇家橡树这样的地方却像是崭新的工会大厅：人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放松，更是为了向商人们寻求一些特别的活来干，比如说私人汽车修理什么的。甚至有人想出，在扬斯敦开辟空地，在城市花园里种蔬菜，再到这里来交换他的新鲜蔬菜。

在扬斯敦这样被常年的高失业率所困扰的地方，失业已经不再是个人难题，失业大潮冲垮了社区，并瓦解了市民们的公民精神。扬斯敦州立大学的教授约翰·拉索，同时也是扬斯敦地方志《美国钢铁城历史》的作者之一。他认为当居民们难以找到稳定可靠的工作时，作为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就会受到残酷的打击。他告诉我说：“我一直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更是文化心理层面的难题。”

拉索把扬斯敦视为“无产者”发展的大趋势前沿。“无产者”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是指那些在不同的工作中巡梭，只求温饱，但不享有任何劳工权利、还价权利、还有劳工安全的人。在扬斯敦，许多“无产者”工人通过建立个人工作身份，和某种原因带来的骄傲感，来化解贫困带来的不安和烦恼。垮掉的大公司和无法保证他们安全的警察们，已经让他们对机构组织们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但是拉索和伍德瑞都告诉我，他们十分重视自己的独立性。这样一个曾经由本地居民包办的钢铁城市，渐渐摆脱原来那种宏大单一产业的束缚，而开始接纳开放式的个体的智慧。

杨斯敦一家废弃的工厂

凯伦·舒伯特是一位取得两个硕士学位的五十四岁作家。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求职之后，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她接受了一份扬斯敦的一间咖啡馆的兼职工作。凯伦有两个成年的孩子和一个幼儿孙子。她说她希望能在当地的大学教授写作和文学。然而许多大学为了节省开支，只聘用全职教授而不要兼职教授。并且她还发现，即使她花掉她能有的所有时间，辅助教学这种工作的薪资，也不能满足她的生活基本开支。所以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她说：“我想，如果我还不知道太多美国人和我面临相同的困境的话，我会把这归结为个人的失败。”

也许二十世纪会因为它的失常而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一记重击，因为这个时代对超负荷工作生活的有着一股非理性、宗教狂热般的渴求。在扬斯敦的无产者人群中，人们可以看见第三种可能的未来——数百万的人为建立一种目标感，在缺少正式工作的条件下奋斗多年;并且有许多企业家应时而生。虽然这样的未来缺乏消费经济的舒适或者是劳伦斯·卡茨的手工化未来的文化丰富性，但是它远比一个彻底的乌托邦社会复杂。“有些年轻人的工作和私人关系漂浮不定，他们在这种新经济下做着临时工，获得了一种独立自主感。并且他们也很喜欢这种模式，因为短时间的工作能够让他们更有时间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拉索说。

凯伦在咖啡馆赚取的工资并不足以维持生计。因此她在空闲时间里，会在阅读会上售卖她的诗集，还有在扬斯敦的文艺社区里举办聚会。在这里，也有许多其他失业的作家分享他们的散文。工作岗位的减少使当地艺术和音乐的氛围愈发浓厚，因为之前对艺术没什么兴趣的人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和别人聚在一起。“我们这些人忍受着赤贫和大出血般的经济损失，却住在这里，表现得无所畏惧，创造力十足，并且天赋秉异。”凯伦说。

几乎每个拥有私家车的人都可以在打车软件上成为临时出租车司机

不论一个人是否像凯伦一样有着对艺术的雄心壮志，他都将越来越容易找到短期工作或即时就业。然而与其矛盾的是，技术正是背后的助推力。一群互联网公司凭借快速雇佣联结工人，其中比较卓越的有Uber(针对司机)、Seamless(针对外送人员)、Homejoy(针对家政人员)，还有TaskRabbit(只是针对任何一个他人)。并且线上市场譬如Craiglist和Ebay等，将提供给人们更快捷的方式，来预订家具翻新之类的小型项目。尽管按需供求经济还不是这幅雇佣图景的主要部分，但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这类提供“及时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数目从2010年以来已经增长了50%。

其中一些服务最终也可能将由机器代劳。但是有求必应的应用软件们，可以把出租车之类的工作，分成一次单程车这样的几百个小任务，从而拓展其业务范围。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为更简单的工作而竞争。这些新的安排已对法律上雇主和雇员的定义提出了挑战，有许多因素使得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变得模糊不清。但在像扬斯敦这样的地方，如果未来的全职工作必将变得越来越少，那么，相对于只留下很少的全职工作而言，把剩下的工作拆分给广大的业余工作者们，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发展选择。对于那些提供机会，让人们随心所欲地组合自己在工作、艺术、娱乐上的时间的公司们，我们不应该过早的对它们提出指责。

今天，我们更多的是把就业和失业看作是是二元的存在，而不是两个极端。尽管在十九世纪中期，美国还并没有“失业”这个概念的存在。那时，大多数人居住在农场里，尽管也有有偿工作的往来，但家庭工业生产，如制造罐头、缝纫、木工才是生活的常态。即使在最严重的经济疲软期，人们通常也只做一些促进生产的工作。只有在工厂工作占主导地位和城市扩大规模后，由于整体社会文化价值观带来的困惑不安和潜在谴责，失业引发的沮丧和无助才涌现出来。

如果二十一世纪可自动化领域的全职工作将继续减少，那么它在这方面则会走到与十九世纪中期相似的地步：一个以一系列零碎工作著称的手工经济;在这里，任何一个人的损失，都不使得别人因此空闲。猪鬃一般存在的人们打着不定时的零工。然而这可能是恶魔的交易——有一点额外的自主性，换来的却是大量安全的流失。当然部分人也可以在欣赏才华的喧嚣市场里风生水起——但不管他们在哪里，都像在扬斯顿一样，工作机会是越来越少了，但需要去做的事情则不然。

短租房软件也可以让你成为临时房东

6、政府：看得见的手

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亨利·福特二世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会长沃尔特·卢瑟去克里弗兰的一家引擎工厂考察。福特挥手指了指这像支军队一样多的机器们说：“沃尔特，你怎么让机器去给你付工会费啊?”而工会主席的巧妙地回应道：“亨利，机器恐怕也不会去买你的车吧?”

这段轶事摘自马丁·福德的新书《机器人的崛起》，故事有些可能是杜撰的，但话糙理不糙。人们总能很敏锐的察觉到，短期内科技取代人力的效果，比如工厂里工作的人的确实大大减少了。但人们却不太容易想到深层方面：如果科技的来临把消费者都赶走了，那它给消费者经济带来的是什么?

一定范围内技术的进步，很多时候却会在社会文化方面带来大范围的想不到的改变。想象一下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地缘经济吧。现在的滨海城市密密麻麻挤满了办公楼和住宿区，那如果减少了工厂的数量，从而出现太多空置的建筑，这又对当地城镇的气氛有何影响呢?把办公楼尽可能有效利用的改成住房，降低当地人们的居住成本，从而让城市尽可能更有生命力?或者眼看着空置的厂房一片片的衰败下去?大城市作为尖端劳动力的生态系统中心的地位急剧减弱，这样真的有意义吗?随着四十小时工作周的传统淡出舞台，“一天两次通勤”这种表达将作为一种陈旧的概念让未来一代人震惊，这是多么令人困惑又虚度时间的事啊。但是，未来的人，他们愿意在繁华的高楼大厦的包围中露宿街头或者偏居一隅吗?

如果人们不再工作，地铁估计也就没那么拥挤了……

太多的父母曾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不能好好照顾家庭而有发不尽的牢骚。现在，随着全职工作的减少，带孩子这事也不再那么的“如临大敌”了;工作机会的繁多，曾历史性的刺激过美国移民，但现在这事也应该少了;大家庭的拆分流散情况会减少，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形成更加紧密的家庭关系纽带。但也不排除一些人因为丢了工作，也同时丢了奋斗目标和做人的尊严的情况。这无疑也会造成一些家庭会陷入困境。劳动力的削减会让我们的政治更有争议：应当如何征税，又该如何支配所得，这些问题会变成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经济讨论。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这个术语来形容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形成，效益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的自私行为。

但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政府要做一只“看得见的手”，也就是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所说的“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干预”。接下来就细说一下，政府这只“若隐若现”的手该如何起作用。

在即将来临的未来，政府会着力建立起更多诸如社区中心之类的公共区域。使得邻里关系更加紧密，而居民们有一个平台可以见朋友，学东西，做运动，以及进行更深层的社交。

据调查，失业可能给人带来的两大问题，一是个体层面上的孤独，二是集体荣誉感的丧失。因此，国家应该引导投资去向这些失业严重的地区，尽快让人们摆脱无所事事虚晃度日的状态，并给他们一个盼头，好做长远打算。

我们可以做一些努力，使得人们有机会去做些小本生意，即使是副业也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高新经济模式在50多个州都进展受阻。想要扶植那些新生的创业想法，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商业的孵化园网络。扬斯敦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它的商业孵化在国际上取得名声，给受失业冲击最严重的街区——西联邦街，带去了新气象。

在工作机会大大减少的时候，美国政府应该效仿德国的轮班制。在这种大衰退的情况下，德国政府会宏观刺激调控公司工厂，引导他们尽可能是采取减少员工工时的方法，而不是在艰难时代血腥裁员。

比如一个拥有五十个人的公司，与其裁掉几个人，不如减少每个人百分之二十的工时。这样的策略，可以帮助工厂主人，不用铁石心肠疯狂裁员，依旧保有比较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又能有一个稳定的状况。当然这种扩展工厂的方式也有它的限制，因为有些工厂的工作并不能够简单的分配和轮班，也不能遏止劳动力市场的萎缩。美国终究还是要另想出路重新洗牌。

其中一个方法是，提高对高收入者的征税，然后把这些钱发给所有成年人。这个叫做“全民基本工资保障”的构思在过去曾得到了两党人的支持。上世纪60年代的尼克松总统和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不约而同提出了这个方案。尽管历史那样发生了，但无功受禄还是令人难以接受。现状下，基本上是少数富人的辛勤劳动成果，被一大帮懒汉和闲人瓜分蚕食。进一步讲，尽管有全民基础工资保障总比一点工资也没有好，但这事的本质对保护工厂的效益问题没有任何裨益。

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政府给这些人基本的补贴的同时，也雇佣他们去做点什么，而不是什么也不做。尽管这是给老欧洲社会主义者的一大耳光。或者说是衰退时代的“为使之工作而安排的工作”。可能通过这种让人坚持工作的方法来保持勤勉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责任感。在1930年代，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做了太多不仅仅是重建国家基础设施的事，它雇佣了四千位艺术家还有文化工作者，来创作音乐，戏剧，油画，以及艺术化的当地旅游指南手册等。不是不可能想象会有像WPA这样，或者更厉害的尝试，从而走入一个机器化时代的将来。

那会是怎么样的呢?一些国家项目可能会涉及考虑直接的雇佣，比如额外的照顾高龄人群，但如果这种调整只能通过小范围而间接的施行的话，那么，能使每个人都有工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政府扶持当地的网络工作平台。意味着个人可以在那个平台上寻找适合自己的长期项目，比如帮助某地自然灾害后的清理工作。或者是短期的，比如一个小时的培训，一晚上的娱乐项目，或者是参与当地艺术委员会。这些需求可能是来自于当地政府，或者是该社区委员会或者是一些非营利性组织，或者是有钱人家付钱请保姆或者是家庭教师。或者是个体使用这个网络平台每年交纳的一些会费。

为了保证这样一个平台的用户量和活跃度，政府可以给雇佣方一些补贴，以促成技能和服务的对接。

除了WPA，亚马逊的兄弟网站Mechanical Turk也是一个“威客”平台。个体和公司都可以在上面发出广告帖，写出他们的诉求。同时所谓的Turks在另外一边就浏览并选择自己想做的工作，在完成之后得到自己应得的收入。Mechanical Turk上交易的全都是只能由人工完成的任务，复杂程度不一而足。像这样一个网络平台，不仅交易了技能，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个充满人情味的交流机会。通过这样一个中央枢纽，百万人建立起了联系。这会促成一次科技作家罗宾·斯娄所谓的“创意和智识性的寒武纪大爆发”，这将会是像维基百科般普及的网络平台项目。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展示如何利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来帮助人们避免传统的失业漩涡，建立新的丰富的生活和新鲜的联系。毕竟“哥伦布理念车间”的成员也并不是单纯就靠娴熟的车间运作和激光剪裁来维持下去的，“掌握这些技术需要纪律，纪律需要教育，而教育，对很多人来说，是用无数小时的艰辛练习换来一项本领。在后工业时代，教育和培训的经济效益不会那么明显，这是一个显著的改变。关于“繁荣的后工作”时代：“如果人们根本看不到他们的天赋和专长有任何可以发展的空间，那他们该怎么去发挥他自己的天赋或专长来获取酬劳。”

让年轻人可以以优惠的价格去上大学，技术培训班，或者社区工作坊。可能是最值得考虑的方式。这个尽管听起来有一些激进，但是目的会是保守的——为保护一个繁荣而有教养的社会。不管这些年轻人之后的事业机遇是怎么样的，他们一样会长大成为城市的一员，成为邻居，甚至会成为，工人。推动教育和培训能够让他们受益，因为这些人是最有可能在失业期间赖死在家里的人。

7、工作和使命感

二十世纪的这几十年，是一个非常反常的时期，可能会使未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感到十分震惊。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人们对超负荷的工作有着教徒般的忠诚。为了工作，家庭可以不要。自尊，永远和工作收入成正比。在我所描述的后工作时代，对于现在的时代，是哈哈镜般扭曲的映射。而却也说明，十九世纪的许多元素——稳固的手艺人为主的中产阶级，丰富的社区文化，取之不尽的工作机会，则几乎消失殆尽。

消费刺激，公共创新，随遇而安，未来社会潜在的三种形态，它们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的。娱乐活动将会利用它强大的牵引力，引导那些闲散的懒汉们，去做一些沉浸式，自我也能感到愉悦的工作。但如果所有人都去做这样的工作了，社会也将走向崩溃。哥伦布理念车间曾展示过一个从家庭，办公室分离出去的“第三空间“将会如何主导人们的生活。人们在这样一个社区里，学习新技艺，发现新激情。其实不管有没有这样的社区，人们都会在像扬斯敦镇这样的地方，将自己铸造为一个多元化的人，以迎接社会发展的挑战。而以像扬斯敦镇真阳看起来是旧有经济的陈列馆为代表的地方，实际上暗藏着在接下来二十五年里更多城市将如何发展的玄机。

在扬斯敦的最后一天，我在一个汉堡店里见到了哈沃德·杰斯克，一个六十岁的扬斯敦州立大学的毕业生。在1977年的黑色星期五事件过去没多久之后，正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班学生的杰斯克，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爸是扬斯敦镇附近的一个特殊软管制造商，“别再回来找工作了，这里将不会再有什么机会了。”很多年后，杰斯克还是回到了家乡工作，一份把防水工具系统卖给建筑公司这样的差事。然而他最近辞职了，因为经济衰退，再不会有客人买他的东西了。而刚好在那时，他的关节炎病变，需要做一个手术，然后在医院住院十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给了他时间真正的思考未来。杰斯克最后决定回学校当个教授“这是我真实的愿望，我觉得我应该回学校教书。”

关于工作的很多言辞，其中一条万金油的就是，人们在形容他们怎么在工作，事业和理想中的自己纠结时，最后就会总结成一句“那不就是个工作嘛。”言下之意，他们只是为了钱而在做现在这份工作，他们其实还有更高的追求。而那些抱着单纯想法的事业狂们，心思也不只是在收入上，而是在同龄人中级别和地位提升，所带来的尊敬感。当然也有真正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工作的人，他们本质上是为了自己这份事业的满足而不是外部其他虚浮的东西。

我一直在思考工作在人的自尊里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美国——“没有工作”的人听起来是令人绝望的。不可能只依赖全球基本工资就能保护一个国家市政的崩坏，建立在“依赖少部分人永久的补贴数以千万计的闲散人员“这种制度是不稳定的。但是一个“更少工作”的未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它的确是解放了一大部分深陷为钱工作，而不能撒手去做自己真正深爱的事业的人们。

和杰斯克的谈话结束之后，我独自驾车离开了扬斯敦。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时扬斯敦镇上的钢铁作坊并没有倒闭，走进历史博物馆，而是继续给人们提供着稳定，一成不变的工作与生活。如果杰斯克那时做了一份那样的工作，现在，六十岁的他可能正在筹备退休。然而现在的情况是，那个产业是完全坍塌了，一波波的经融危机接踵而来。而这一切的打击给哈沃德·杰斯克带来的却是，他并没有在60岁退休，而是得到了他的硕士学历并成为了一名教师。正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狂潮，强迫着他不再随波逐流，而去完成自己本真深爱的事业。【责任编辑/李响】

本文原载于《大西洋》月刊，作者：德里克·汤普森，翻译：马健、雨西、李骄阳